当地时间2月1日,图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出席记者会。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文/夏宾
在市场意料之中,美联储2023年首次议息会议决定继续加息。
当地时间2月1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4.5%至4.75%的水平,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这是美联储自去年3月以来连续第八次加息,但加息幅度已经回落,目前利率水平创下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
在议息会议后,美联储对通胀的描述终于“改口”,那么离结束加息还有多远?
通胀缓和,仍要上调利率
从美联储发表的声明来看,经济预期方面,其对于通胀程度表述大幅修改,将此前“通胀仍然居高不下”的措辞改为“通胀有所缓和,但仍处于高位”,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得到缓解,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对于通胀压力的影响趋弱。
在货币政策立场方面,美联储继续表示“持续提高目标区间将是适当的”以及“在确定(利率)目标区间未来增长时,委员会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收紧、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滞后性以及经济和金融发展”。
换言之,美联储会继续高度关注通胀风险,预计也仍将上调利率。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会后发言来看,并不认为现在是暂停加息的时候。通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回落,因此将需要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利率。通胀可以回落到2%,而不会出现真正严重的经济衰退,今年经济将出现正增长。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提到,鲍威尔对外释放的信号是,美联储正处于反通胀的早期阶段,取得胜利需要时间。不过鲍威尔也强调,美联储没有动力也不想过度收紧利率。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从美联储的角度来看,尽管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持续回落让美联储的决策者的压力有所减轻,但目前通胀预期的回落仍处于下行通道早期阶段。短期通胀预期受季节性和能源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如果季节性因素对能源和粮食价格的影响退去,通胀预期存在快速反弹的风险。
保留空间,加息何时结束?
“我们预计美联储今年还会加息一到两次,然后随着实际利率开始上升,直至超过美联储预计的适当水平,加息将暂停。一旦加息周期结束,我们预计美联储会按下暂停键,并观察经济状况以决定宽松周期是否合适。”威灵顿投资管理宏观策略师圣地亚哥·米兰(Santiago Millan)如是说。
谈及未来美联储的政策路径,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提出要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未来的加息节奏。本次议息会议声明及鲍威尔会后声明中均强调加息进程尚未结束,并且仍可能有1次以上的加息。
二是年内是否降息。“我们认为相对弹性的表述并未彻底锁死年内降息的可能性。”李超直言,鲍威尔给予了政策充分的弹性空间,提到“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则降息是不合适的”,但如果“通胀下行速度快于预期,也会在评估政策时重新考虑”。
三是金融环境变化。李超提到,去年10月底以来美股反弹、美债利率回落金融条件有所改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构的远期宽松预期,鲍威尔对此并未进行明确“反驳”。
明明说,我们仍维持此轮美联储或于今年一季度停止加息(最后一次加息时点为今年一季度),加息终点或为5%左右的判断。
他进一步称,实质上美联储降息与美国通胀下行速度以及经济全面恶化时点,尤其是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考虑到通胀下行速度存在不及预期的可能性,降息预计将由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触发。由于今年美国经济仍存在较高的衰退概率,因而实质上我们认为美联储较难避免在2023年进行降息。
李超还提到,虽然美联储当前态度中性,但也应关注欧洲潜在的金融稳定压力,一旦欧债风险开始发酵可能成为当前美联储决策框架外的超预期冲击因素并影响加息节奏,政策存在加速转向的可能。
美元指数未来怎么走?
美元指数表现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密切相关。温彬表示,当前市场逻辑下美指仍有回落空间,但后续市场逻辑或将转换。
在他看来,2022年以来外汇市场走势主要是由加息主导,此前推动美元大幅上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通胀压力下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而后伴随着 CPI持续超预期的回落以及美联储放缓加息预期不断提升,11月以来美元指数便由升转降并大幅回落。
“沿着当前加息主导的逻辑看,随着美国通胀下行趋势已基本确定、经济内生动能走弱,同时未来欧洲英国加息幅度或将超过美国的情况下,美指后市仍有回落空间。”但温彬也提醒说,今年内市场逻辑可能会发生转换,衰退或将取代加息成为外汇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新的主导因素。
温彬认为,在此情况下,美国相对欧洲较强的经济基本面将再次对美元形成支撑。市场逻辑转换的时点或在美国就业数据开始明显走弱之时,又或在美国或欧洲部分国家开始陷入实质性衰退之时。
李超表示,2023年开年以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至101附近。展望短期美元的决定因素,我们认为2月的决定因素在日本,3月的决定因素在欧洲。
具体而言,2月10日日本首相可能提名新任日央行行长候选人,两大领跑人选中雨宫正佳相对偏鸽派,中曾宏相对偏鹰派。当前市场一致预期雨宫正佳获得提名概率最高,如果中曾宏获得提名,可能进一步驱动日元流动性逆转交易,成为短期美元利空。
3月欧央行的缩表计划将正式启动,将对欧洲的主权债务压力构成明显挑战。3月是缩表的起点,也是全年欧债到期压力较大的月份之一,可能导致欧洲债务压力的交易情绪发酵从而对美元形成支撑。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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